我生于辽宁抚顺，6岁开始在辽宁火电一公司子弟小学上学，一开始还有俄语课，因为辽宁电站是苏联援建项目，苏联专家很多，但半年后就停了，两句谁也不懂的俄语记了一辈子。我们家住的是日本人留下来的楼房，房间里有厕所有抽水马桶，在50年代很少见，我记得的最清楚的是每个周末我从位于工地的子弟小学蹭父亲的车回抚顺市区的家，我个子小，站在轿车的前座上，目不转晴地看着外边，抚顺有很多朝鲜族人，顶着泡菜或朝鲜辣菜的坛子叫卖，直到今天，我还是很喜欢吃朝鲜辣菜，北京叫北京辣菜，实际上是一样的东西。
8岁到沈阳市和平区民族三小继续上学，住在一个当时很少见（现在也很少见）的红砖独院里，院子里还有一个大地窖，冬储菜用的，公家给挖的，这个房子的另一面是个省政府的局长，我们家本来不够级别，当因为父亲是知识分子出身的干部给与优待，我是这样记得的。我们两家各用一个小院和一个进口，但中间有一个门相通，门锁在他们那边，也就是说它们能进我们这里，我们进不去他们家里，因此有时我放学早，家里没人，我又没有钥匙，就敲开他们的门从中间的门回家。锅炉房只有一个，也在他们那边，他们的房主上班是有车接的，我爸爸没有。我猜测，过去这个小院整个是给一家住的，现在分给两个都没有那么高的级别的干部分住。我们院里有一颗类似玫瑰的灌木树，每当有孩子欺负我时，外边的孩子好像总喜欢欺负我们这个小院的孩子，类似现在的仇富心理，我就用一根树枝放出去扎他们，因为那颗灌木长满了尖尖的刺，但每次结果都是他们更加变本加厉的欺负我，如将我的铅笔盒扔的好远等等。
10岁到北京，上绒线胡同小学，曾到天安门组字，极其辛苦又极其光荣。学生参加活动都要自带干粮，我们能够带个水果面包夹个煮鸡蛋就是很好的条件了。天安门周围到处都建起临时厕所，我们在广场上一呆就是一整天。66年开始文化大革命，我上小学五年级，从66年夏天停课到68年复课闹革命，整整在家玩了一年多。66年秋天大串联马上就要结束了，免费乘火车就不行了，我跟着哥哥到成都去了一次，因为小学生是不参加串联的，哥哥是高一学生，43派，从什么机构申请了两张免费乘车证，从北京上车时就已经挤得不得了，行李架上，位子底下全是人，厕所也全挤满了人，我还有个座位，从北京到成都火车走了三天四夜，我在座位上动弹不得，忘记了方便问题是怎么解决的了，反正到成都后我的两条腿全肿了，到成都吃住都不要钱，每天还发一点钱，真是共产主义。13岁上北京三十中学，分配学校，现在合到161中，倒成了市重点。15岁被连锅端分配到东北黑龙江生产建设兵团五师五十四团园林连，即原克山农场苗圃，第二年苗圃解散，又被分到三营十七连，任科研班班长，年16岁，入团。17岁因父母从干校解放，分到大三线西安，西安可能是大三线最好的城市了吧，我们按政策可以随迁，我在1971年离开待了不到三年的黑龙江兵团，来到西安电力机械厂，那时叫陕西电力设备修造厂，第二年改为西安电力机械厂，在东郊纺织城，半坡遗址隔壁，我们夏天晚上经常到半坡遗址中去遛弯，不要门票。
1980年离开待了八年的西安，回到北京，到北京电力学校（后改为北京电力专科学校，北京电力高等专科学校）先进总务科木工班，因为我在西安干过模型工（铸造模型），学校里最接近的就是木工，一年后调到校党委宣传部。1981年考入北京市职工业余大学，电校机关送了四个人报考，只考上我一个，还是木工班的工人。进入电子工程系自动化专业学习本科课程，半脱产，每周三个半天，一个整天，还有几个晚上，还有全脱产时间。记不太清楚了。1985年到清河电力科学研究院做毕业设计，电力自动化系统方面的课题，因为其张院长住在我们家隔壁，毕业设计很容易，一个研究所的所长带我，并大量帮忙，我则主要在院部一个国际交流机构帮忙。夏天顺利过关毕业，拿到本科文凭，虽然学校不硬，但自我感觉还不错，非常辛苦。1985年底毕业设计后回电力专科学校，党委随即将我派到华北电力管理局整党办公室做联络员，有进一步培养的意思，我到网局上班后被派到北京电力基建公司（土建公司）做整党联络员，公司总部在良乡，队伍主要在东郊电厂工地，我两头跑，每周半天到华北局集中。85年底，北京各大报登了一则中欧管理中心招收MBA学员的大幅广告，在全国十个城市招收65名MBA，三年工作经验，本科文凭，三年学习后出国实习半年，我一个表哥在中国企协，给我这个消息，否则我不会去看这几大报的任何一张，我连忙到学校，找党委晏书记批准考学。当时他们都认为我不会考取，否则也不会同意，因为我在局里工作印象还不错，他们不愿放弃这个投资，因此同时又推荐了学校团委书记（人大毕业）同我一起报考，肯定希望他考上，而我继续回到局里发展。没想到初试他即名落孙山，我顺利以高分进入复试，从一千多名考生中杀出一条路。这个学校是现在的中欧国际工商学院的前身，在北京紫竹院附近，当时叫国家经委企业管理中心，欧洲人出钱盖了当时非常奢蚀的几栋楼，教室，宿舍全有空调，两个学生一间房，阶梯教室等应有尽有，使得附近的人大等研究生院的人非常羡慕。我在复试中又以高分过关（复试主要是外方口试），成为65个幸运儿中的一个。我们当时是在中国考过GMAT最早的学生。
